提起台湾电影，不得不提的两个人物就是杨德昌和侯孝贤，这两个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也是台湾电影界不拍商业片只拍文艺片的坚定引领者。就像日本的电影教父黑泽明一样，他们拍的电影不需要赢得什么票房，他们拍的就只是自己的理想和纯粹的电影模样。
对于台湾本土的观众来说，杨德昌和侯孝贤的名气虽大，却像是构建在空中的楼阁一样，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些格格不入的空间感。他们的电影在本土的观影量也是很低，除了在电影业界广受好评以外，离开了电影的圈子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很难生存于陆地，反而是大洋彼岸的另一端，时常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认可那个被他们诠释出的电影世界。
侯孝贤的镜头里有着浓浓的台湾乡土文化，他擅长用大量的长镜头和静态取景来表达人物细微表情变化下被隐藏起来的真实内心世界和周围环境与人物的微妙关系。而杨德昌的镜头里则逼真地揭露了台湾的城市文化，他吸收了好友的镜头运用技巧并从中衍生出了自己的镜头语言，通过长镜头、正反打和景深调度来展示了独属于他的电影语言世界。
《牯岭街少年》是杨德昌在1989年正式成立了个人独立的制片公司以后，于1991年亲自撰写剧本拍摄的一部剧情片电影。故事的大纲来自于杨德昌早期在台湾上学时的经历，电影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和杨德昌同届的茅武，而茅武的事件也是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后的第一起未成年人案件，因此对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大，也让杨德昌一直记忆犹新。
因此杨德昌萌生了将这一事件作为电影的蓝本，通过茅武事件来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现状，将一群青少年男女的成长作为敲门砖，去揭开说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从大陆举家迁徙到台湾的人对未来生活的迷惘和挣扎。
这部电影是杨德昌与台湾影帝张震的首次合作，那是的张震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当时的他一直对演员这一行业有着非常大的排斥，因为他的父亲张国柱就是一名资深的演员，因此常年因为拍片不能在家陪伴自己的孩子，这让缺少父爱关怀的张震对演员这一行业有着深深的厌恶情绪。直到他参演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之后，才对演员这一职业有了改观，进而影响了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在清朝与日本的明治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之后，从1895年到1945年间，台湾就变成了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史书上也称这个时期为台湾的日剧时代。日剧时代的台湾是日本官方设定为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虽然那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也无力在台湾从事大规模的资本行动，但那个时期的台湾在日本本土的经济文化形式带动下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化发展。
因此在国民政府刚刚迁到台湾之后，基于本地人与当时跟随民国政府到来的大陆人之间的思想隔阂，让当时的台湾社会中充斥着动荡不安的灰色气氛。《牯岭街少年》这部电影就是描写了那个时期跟随民国政府长途跋涉到台生活的人群的真实生活现状，大人们在为养活家人谋求奔波的同时，年轻的孩子们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无法预知的迷惘，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局面更添了一层缺少安全感的不确定性。
由张震饰演男主人公的小四跟随父母从上海一路南迁到台湾，扎根在了台北的一所由政府配发的日式小房子里。这个不足50平米的房子由小四一家七口共同居住，两个大人，五个孩子，生活得相当拮据。
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日本文化随处可见，城市的街道两旁，乃至周边的小村落里都随处可见由日本人建筑的、带有日式特色的小平房。
日式房子建筑的小巧玲珑之特点在日本人留在台湾的房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不同，日本人在设计房子时已将卫生间和厕所这两个居家必不可少的房间计算在了房子建造的总平米数之内。于是就有了小四的家里，仅有2平米的厕所和厨房的出现，这也成为了一种日本文化的潜在影响。
60年代的台湾，虽以完全脱离了日本的管辖，但日本文化的影响和生活气息的影子却无处不在，除了小四家的房子以外，另一最大的体现就是木屐。
那个时期在台湾最流行、最家常的拖鞋依然还是木屐，无论年老的、年少的，男人也好、女人也罢，连同小孩子都一样，几乎都是穿着木屐在街上行走，除了需要上班的人以外，木屐就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台湾人惯常出行的鞋子。
木屐是是一种两齿木底鞋，由中国人发明，在魏晋和汉代都是非常常见的鞋子。
著名的东晋政治家、名士谢安就非常喜欢穿着木屐作为日常出行的鞋子，而且他还为木屐带来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在淝水之战厮杀激烈之际，谢安则端坐于家中悠然自得地下棋。中间有通信兵送来战胜的捷报，谢安面上看似无动于衷，可在结束棋局走回房中之时，他忘记了自己脚穿木屐要在迈门槛时抬脚，于是就把脚下的屐齿给折断了，这一行为也说明了他对战胜这一消息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在魏晋之后，木屐就被传入了日本，在日语中的表达为“下駄”。木屐在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日本，成为了日本人日常穿着出门的必需品。
小四在去同学小马的家中做客时，看到了小马引以为傲的一把日本刀。几个同去做客的男孩子看到漂亮的日本刀之后立刻爱不释手，纷纷穿着观看并询问小马这把日本刀的出处。
小马在好友羡慕的眼光中道出了日本刀的由来，原来男孩子都比较好动，他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就爬梯子到屋子和房顶中间的隔层里翻看，于是就找到了这把被藏起来的日本刀。
根据小马的推测，他觉得这把刀应该是以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日本军官留下的。在日剧时代结束之后，军官返回日本，因为一些原因就将这把日本刀留在了台湾。又怕被下一任的房主看到，于是他索性就将刀秘密地藏在了屋顶上的隔层空间里。如果不是家有没长大的调皮孩子，谁会能想到去翻看屋顶的夹层，自然也就更不会知道这把刀的存在了。
听了小马的话，一同来做客的其中一个被称作外号为“小猫王”的男孩子，回到家之后，也抱着梯子跃跃欲试地爬到了自家的屋顶，翻看了上面的隔层。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个小包袱，包袱里放着一张日本女人的照片，和一把日本短刀。
于是第二天，小猫王就拉着小四放学回家后来了自己家做客，并把头天晚上在自己家屋顶上找到的日本女人照片和日本短刀带着激动的心情跟好友炫耀了一通。
小四悄悄地把那张日本女人的照片带回了家，贴在了自己睡觉的壁橱里，算作是对那个日本女人的同情，因为他听小猫王说那个日本女人并没有返回日本而是死在了台湾。
由于小四家的家庭成员太多，而实际居住面积有限，所以小四和哥哥就被分配到了壁橱作为睡觉的床，于是观众就可以经常看到小四像日本著名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笔下的机器猫一样，每天都在壁橱里进进出出的形象。
杨德昌并非刻意地展示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他只是在拍摄电影剧情的过程中，将这一特点细腻地借助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对观众娓娓道来，让观众跟随剧中人的生活起居状态，感受到了那段曾经被作为殖民地统治岁月里的日本文化对台湾本土居民生活的作用和难以消除的影响。
在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开始了正是统治之后，美国作为同盟国，它的文化带入对台湾的新一代居民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让当时像小四一样年纪的孩子，当做了寻找心灵寄托的一个情绪突破口。
小四的同学兼好友小猫王就是因为异常地喜爱美国爵士乐，喜欢模仿猫王的歌声，而被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冠以了“小猫王”的外号头衔。
小猫王因为喜欢唱英文歌，就成为了刨冰店“小公园”的常驻兼职歌手，他在忙完功课之后，就会到小公园刨冰店和外号为“小虎”的同学一起唱美国爵士乐的英文歌来为刨冰室的气氛助兴，同时也是感受自己的兴趣爱好被大家认可的一个开心的过程。
猫王成了60年代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喜欢的偶像，以至于在中山堂举办的音乐会时，猫王的歌曲响彻了整个音乐堂，成为了台上台下，屋内屋外，人人共同合唱的曲目。
小猫王对自己偶像的热爱已经到了非常狂热的阶段，他不仅止于模仿猫王，他还特地在家里灌录了一首他翻唱猫王的歌曲，在小四嘲笑他的情况下，将这个灌录好的唱片寄去了美国，渴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收到并视听。而在影片的结尾小猫王受到了偶像的回信，信里还有一枚偶像送给他的戒指，从此之后这个戒指就被小猫王一直带在身上，成为了他面对一切人生困难的力量和信仰。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初中年代，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内地，日本的漫画形成了一股新热潮席卷了众多孩子的心。我和同学之间经常会相约一起去买漫画书，然后回家比对着漫画书来画自己喜欢的漫画人物。后来我还把我画成的一副作品寄去了日本，给一位曾指导过我几天漫画技巧的日本老师点评，本来没报什么期望，却没想到还真收到了回信，里面还有一张送给我的贺卡，只是信封上的邮票被同一栋楼里的同学撕走了，还好她手下留情，把信拿给了我，不然我就会错失掉这封对我起到非常大鼓励意义的贺卡了。
小四的大姐在过了18岁的生日之后，就仿照着借来的流行杂志上的样子，为自己做了件非常时髦的连身洋裙。在裙子终于完工的一瞬间就迫不及待地穿在了身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的停不下来，正巧被放学回家的小四和一起同小四回来做客的小猫王看到了，小猫王在惊叹的同时，不仅发声赞叹说：“大姐穿着洋装就像是美国电影杂志里的明星一样漂亮。”
穿着喇叭裤水手服的哈尼是小四同学小虎的大哥，他一出场就是上身水手服下身喇叭牛仔裤光脚穿木屐的形象，这也使得他在一群穿着军绿色校服的孩子里越发的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喇叭裤就是由西方水手发明的，在甲板上工作的水手，因风浪导致的海水容易灌进靴筒里，于是他们就萌生了改变裤脚形状的想法，用宽大的裤脚罩住靴筒，这样就可以避免水花的溅入。
而到了猫王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年代，喇叭裤作为他标志性的时尚元素就被猫王推到了时尚的巅峰。紧接着就隔着海流传到了岸的那一端，成为了日本、港澳台的追逐。
同日本文化的影响一样，杨德昌将美国文化的影响也未进行特殊的强调，而是随着故事剧情的推进，让剧中人一个个地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通过对影片中不同人物的展现，从他们的行为和语言中，将影响了60年代台湾年轻人的美国文化进行了精致的描写。
在日本和美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使得台湾自己的文化越发羸弱不堪，再加上台湾本土居民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使得本身的教育发展更加看不到光亮。
小四的爸爸为了能让儿子转入日间部学习，不至于视力太过受损，但学校的老师却不以为然，总是那话搪塞，还认为学生的爸爸事情太多，总是给学校添乱。
在面对学校里男孩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学校的老师和德育主任采取的都是旁观者任其发展的角度去处理，除了在闹得太严重的时候站出来说上一句“再这样就把你带去办公室关禁闭、请家长”之外，就完全没有起到一个应有的德育教育帮助和引导。
当小四在学校里被同班同学强迫抄袭试卷被老师发现之后，老师采取的方式也是给两个学生记大过作为结束。
小四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无辜的，我并没有想要他抄袭，但是他把我卷子抢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面对小四的质疑和不满，老师则重重地责骂了他，并且不听他的辩解、也不信他的说辞，就一意孤行地行使他们的处决权，给小四记了一个大过。
当小四的爸爸被请去学校，从学校教导主任那略带着强势的口吻的口气中得知小四因卷子被同学抢走抄袭就被学校处理成记大过之后，他非常生气地为自己的儿子据理力争。可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依然我行我素，根本就不考虑和听取家长建议，坚持认为是小四的过错而造成的。
以至于让后来被退学的小四觉得不去学校也不错，在家自己学习，平时去图书馆里复习功课，然后参加考试也一样能考上大学。
因为学校里的老师除了照本宣科的上课以外，根本不对自己教授的学生负责任，这种“填鸭式”的教育让学生与学习和生活完全脱离。
老师就只是教课，教完课根本不管自己教授的知识学生们有没有听懂，没有听懂的话是否应该在进行详细的解答？
这样的教育方式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教育改革出现，在94年的9月由台湾“行政院”成立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又历经了两年的研讨审议，最后提出了《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并揭示了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随后还接着推出了《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继而推动了对国民教育、幼稚教育、师资培训、技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家庭教育、等12项方面的研究，也是这一次的教育改革让台湾的教育也在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
杨德昌电影中所展示的就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阶段中，60年代的青少年所接受的上课只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教育。借助电影中的对校园生活和学校老师的展示，让人了解到在那个时局不稳的社会中，教育只是一个还未被重视起来的缺口。对于小四学校的老师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每个月领取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工资，并没有为自己和学校树立起要教书育人的思想意识和应有的行为准则。
四个小时237分钟的电影虽然带有着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故事剧情叙述模式，但是却让观众沉浸在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现实世界里，充分地了解了60年代台北生活的种种文化和风情。通过剧中繁多的人物形象刻画以及不断变化的镜头画面，讲出了杨德昌心中的那个“旧时期”的台湾社会的真实现状以及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对生活的彷徨与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