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浅谈《红楼梦》的感伤浪漫主义
芦淳
引言
关于《红楼梦》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历来有不同看法。任何一种主义都不是绝对的。我们从文学发展阶段的角度进行比较文学的分析，认为《红楼梦》是感伤（浪漫主义）文学。
感伤主义文学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学潮流。这恰好是曹雪芹去世后的时代。
欧洲在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着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事方式。感伤主义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红楼梦》与感伤主义文学之间有三大共同点，而这三个共同点有足以让我们认为《红楼梦》基本可以归为感伤浪漫主义：《红楼梦》怀疑传统中国的人文理性，把感情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红楼梦》不以情节取胜，同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写意、象征等浪漫主义手法，对人物的情感、心理描写达到了新的高度；《红楼梦》的理想主义是传统文化中“桃花源”情结的发展，却依然是一种逃避。在《红楼梦》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反应系统的社会问题，因而《红楼梦》整体上属于感伤的浪漫主义，不属于现实主义，更不属于批判现实主义。
一、 关于《红楼梦》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不同观点
许多红学家都把《红楼梦》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例如胡适认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 “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自然主义是套用了法国自然主义的概念。无疑，《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是古典文学里最为丰富的，但《红楼梦》显然达不到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的自然主义文学标准。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论据主要集中在《红楼梦》中丰富的神话色彩上。第三种观点是融合论者，认为《红楼梦》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传统，曹雪芹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互相渗透，完美结合，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红楼梦》采取的写实和浪漫两种手段塑造人物的角度得出的。
但这一论据恰恰证明了《红楼梦》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写实只是一种手段，他和作者所处的“现实”——身世、社会历史都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写实是浪漫的手段。
二、 《红楼梦》是感伤浪漫主义
让我们从文学发展的阶段来考察《红楼梦》为什么是浪漫主义的。
四大名著都是文人小说。他们与文人诗的传统是一致的。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要不是政治讽刺诗（即便是政治讽刺都被抒情传统给融化了），要不就是民生诗。很少超出两者。讽喻诗、民生诗都是劝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
而中国传统所谓的浪漫主义，无非是想象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清—浊”对立），例如《桃花源记》、《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而这些想象都源于文人个人逃避的动机。这与“穷则独善其身”的“渔父”心态直接有关。
四大名著处在西方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时代。晚于曹雪芹一代的俄罗斯作家茹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人。到了普希金，俄罗斯文学才发展成现实主义的。但是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是不成熟的，而这种成熟是和后来成熟的相比较而言的。
四大名著更接近浪漫主义文学——它们都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有一个符合自身逻辑的终结，无一例外都反应了乌托邦的毁灭，都是悲剧性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基于真实历史的，但是作为忠义象征的蜀汉失败了。在《水浒传》里，无论是作为桃花源还是作为贼窝的梁山泊消失了。《西游记》去掉了现实中的“译经事业”，孙悟空成了佛，花果山消失了。《红楼梦》的大观园最后消失了，石头又回归了天界。
乌托邦的毁灭是乌托邦自身逻辑的发展，它虽然有现实政治的影子，但是跟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无关的。从根本上来说，蜀汉政权、梁山泊、花果山、大观园都是逃避，是虚幻的。
比较而言，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包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镜花缘》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红楼梦》也并不是现实主义这个概念诞生后，再架在它脖子上的现实主义。《红楼梦》有作者的影子，但是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完全不同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基于原型创作的小说也是不同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白痴》）。中国古代没有一部与现实相关的，尤其是与时代政治直接相关的现实主义小说。
只有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所基于的社会土壤，才会产生现实主义文学。《红楼梦》处在感伤的浪漫主义阶段。它的作者和贾宝玉一样，没有提出社会问题（像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那样），只有一曲挽歌。文学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歌德的时代产生不了现实主义文学，只能产生与《红楼梦》相似的《浮士德》。
三、《红楼梦》的力量：心理现实的情感力量
批判现实主义是欧洲十九世纪才产生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形成并获得初步的发展，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继浪漫主义之后，成为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高尔基称它为“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这个论断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有一点却是非常准确的，批判现实主义无一例外都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例如马克思称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属“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指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红楼梦》是无论如何是算不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它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采取了写实的手法。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教授曾在《香菱学诗背后，恰恰是诗的毁灭和远方的消失》中说：
我们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当香菱陶醉于向夏金桂描述有关水中香菱、荷叶、莲蓬乃至苇叶、芦根的诗意感受时，夏金桂毫不客气地嗤之以鼻，立马抹去了笼罩在菱角上那层淡香的诗意，责令香菱更名为秋菱，且让香菱无可辩驳。而香菱遭遇奇妒的夏金桂受其折磨，又不仅仅是如同大家常常认为的，是人心和命运的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男性霸权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已婚女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能去残害一个比自己更弱小的女子。夏金桂之于香菱、王熙凤之于尤二姐，无不如此。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红楼梦》写出了这种现实的残酷、这种诗意的被毁时，如果我们像书中的一僧一道那样，把一切归因于命运，归因于命运的无常，看似解释了问题，其实是消解了问题。因为当作品中展现的不合理的社会问题、制度问题被神秘主义的命运无常观包裹起来后，分析者也只能从外部世界退缩到心灵的自我，甚至从意志自由退缩为一种心灵的感觉。于是所谓的“诗和远方”，就跟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语)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伟大的《红楼梦》那种深刻批判现实的力量，当然也就落在了他们分析的视野之外。
时下有许多鸡汤文，都被“诗与远方”这一短语来概括，但用以说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特性，并以此价值取向来解读《红楼梦》，却容易得出许多貌合神离的结论。结果可能是，解读者只是因小说诗意的表象和片段所激动，把自己和他人带到了与《红楼梦》本质不太相关的远方，一个只会让人“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的远方。
这里提到了批判现实，我们再来看看批判现实主义是什么样的：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他们大多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感到窒息、愤懑，因而他们能对腐败的制度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尚进行无情的暴露。这些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但是，他们的愤世嫉俗，大多来自受压抑遭排斥的地位，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这就必然局限了他们批判的深度。同时，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印象，但没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到后期，这种悲观主义就越明显，越深沉。
综合上面的分析，詹丹教授的话固然不错，我们不能成为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读者。我们自己要清醒地看破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并认为他本人也达到了鲁迅的高度。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退一步讲，心灵也是一种现实，感伤的浪漫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没有什么人比曹雪芹更擅长捕捉心灵世界的影子了。《红楼梦》的人物个性在所有古典小说里是最丰富的。
人心和命运固然抽象（其实现在的我们是很清楚的，不可能被抽象的人心和命运带偏），但是社会制度也并不具体。《红楼梦》反映的复杂的心灵世界至少是性格的多样性。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薛宝钗、林黛玉的性格来判断她们如果嫁给贾宝玉后可能对待袭人的态度，我想她们两个人肯定不会和夏金桂一样，甚至可能对待袭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从现有文本推断，至少王夫人是没有残害赵姨娘和周姨娘的。当然，林黛玉对爱情的专一性是否会促使她在婚姻中发生对妾侍（例如袭人）的态度转变，那恰恰是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的，作者选择了让林黛玉死去，保全了林黛玉的纯洁性，也保全了创作的纯洁性，却没有失去一丝一毫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人物分析走向“批判”社会制度这一个维度的价值取向，那就看低了《红楼梦》。
《红楼梦》有批判现实的力量。但是有力量不代表会发挥。《红楼梦》批判现实的力量不是通过批判社会制度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它的力量不是通过“批判”显示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批判抽象的“社会制度”显示出来的。作者本身并没有这个目的，《红楼梦》恰恰是在“诗与远方”的毁灭中，即乌托邦的毁灭中，显示出了巨大的感伤情绪，即“万艳同悲”“千红一哭”。这种感伤情绪是清醒的，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是一种清醒的悲观主义。这一点在《好了歌》里再不明显不过了。
《红楼梦》的力量是显示在情感中的。作为感伤背后的情感——愤怒，其对象是不明确的（没有指向社会制度）。甚至曹雪芹有没有在作品体现出愤怒都很难说。到了鲁迅的时代，政治的变化使得鲁迅的愤怒得以找到一个合法又合艺术的方式张扬出来，但是即便在鲁迅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说鲁迅的愤怒是单指向制度的。他更是指向人心的。
胡适曾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胡适这一论述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到了晚清，妇女才成为“问题”。在《红楼梦》的历史阶段，作者不可能提出“社会问题”。
胡适没有对《红楼梦》做非常高的直接评价，但是他是非常充分地肯定了曹雪芹的，把他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去论述。胡适对社会制度一向比鲁迅要关心得多。鲁迅认为制度变革的前提是人心的“变革”，但是人心的变革是很抽象的，他没有注意到政治变革和人心变革之间的关系，而胡适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更加积极。鲁迅则相反，经常对政治变革悲观失望，他关心、批判政治却又不参与政治。所以他经常陷入批判的悲观主义中去。
从《红楼梦》与鲁迅小说，尤其是与《呐喊》的比较来看，心灵和制度之间是有关联的，这差不多也就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吧。但是只有到了晚清、民国的时代才能出现相关的理性认识并化为文学作品，在曹雪芹的时代，《红楼梦》恐怕也只有鲁迅自己所说的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贾宝玉依旧是一个末世贵族（鲁迅也算是末世小贵族），不是十二月党人、不是列宁、不是新时代的呐喊者鲁迅，连苦闷的英雄也不是。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不如《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的。《儒林外史》有批判现实的成分，《红楼梦》则是感伤的、悲观的浪漫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