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诗经》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古体诗与后来的唐诗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只表现在格律、题材等，还着重表现在古体诗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责任。
先秦时期的诗歌大多采于民间，由采诗官编曲后，传唱于君王面前。这更像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高居殿堂之上的国君可以通过这种新雅有趣的方式了解百姓的生活和传达的诉求，以此来作为施政的采纳建议。如实说，这种采诗制度的创立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如果运行得当，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凝聚民心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设立了乐府这一宫廷官署，作用相当于先秦时的采诗官。到汉代沿用了秦时的名称，乐府成为了主管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制定乐谱与创作音乐、制作演唱及演奏的宫廷政府部门。后来，人们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唐朝以后，把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称为古乐府。《木兰诗》和《焦仲卿诗》都是古乐府中的优秀作品。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唐朝贞元、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世人也称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塑像
一个组织的成立、一场运动的兴起都离不开一个愿景，没有愿景，任何结合都是乌合之众。新乐府运动最开始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白居易在唐朝诗坛中与李白、杜甫齐名，他的诗大多反映民间百姓生活疾苦。他也是三人中官场地位最高的，以刑部尚书致仕，死后谥号“文”。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注意这不是后人这样称呼的，在他二人所处的唐朝时期就如此并称。元稹在官场的地位比白居易还高，曾做到唐朝的宰相。
二人有才华、又有政治能力，当时他们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影响甚大，甚至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新乐府”是白居易相对于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左起白行简、白居易、元稹塑像
新乐府运动的产生背景
经历过安史之乱，唐朝的广大地主和士大夫阶级迫切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社会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等人适时的提出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也是新乐府运动的愿景。
白居易和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活跃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世人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风格写的作品统称为“元和体”。元稹和白居易也凭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的身份天下闻名，很多读书人都争相传诵他们的诗歌，一时间很有洛阳纸贵的态势。
新乐府运动的口号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口号。《与元九书》中的元九即是元稹，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很有伯牙与子期的知己之感。《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在书中白居易提出了自己对诗歌本质的见解，而且还提到了诗歌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唐朝《簪花仕女图》
要想理解新乐府运动的内涵和深意，《与元九书》是不得不读的第一手材料，从这封书信中我们也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一位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规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平心而论，新乐府运动的创作规则符合现实的需要，对推进政治改革有很大的帮助。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天下读书人写文都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文章只写能被考官取中的内容，而不愿写评价政治的内容，这样选出来的官虽然作文一流，但对朝廷、百姓却“无用”。
白居易等人看出了这个缺点，于是倡导新乐府运动来改变天下读书人写文的风气。在他们心里，何尝没有借这场运动来促进政治改革，使大唐中兴的愿望呢？
历史上著名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新乐府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品。这首诗也因为反映百姓疾苦，外加通俗易懂而被千古传诵。
《悯农》
新乐府运动在唐宪宗时期很是轰轰烈烈，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首的中坚力量，在文坛上造成了轰动效应。但是，新乐府运动要想实现改良政治、唐朝中兴的愿望，自然不可避免的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如此自然触犯了很多当权者。
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
白居易等人惹怒了高官大臣，自然免不了被贬谪的命运。元和十年，白居易被人弹劾诽谤贬谪到了江州，其他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人物也受到影响，整场运动还未现星火燎原之势就已经被当权者扑灭了。
你可能会说，不是大地主和士大夫阶层想要改革政治、使唐朝中兴吗？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新乐府运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地主和士大夫阶层虽然与白居易等人在目标上有共同点，但这不代表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利益受损。
白居易等人在诗歌题材上创作大胆，他们很像我们今天说的愤青，他们的作品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为官者的不作为。如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
唐《双骑图》
从这些作品的题材上你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这种大胆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令那些当权者暴跳如雷，他们害怕舆论纷起，也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在各种地主、士大夫、贵族的联合打压下，新乐府运动很快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新乐府运动是白居易等人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文人写文风气来促进政治改良。这种想法是美好的，大部分文人也是认可和接纳的，这点从后人延续新乐府写作方式上就能看的出来。但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当权者的联合打压下，那些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抵挡不住那种压力。从这点也能看出白居易等人有一定的妥协观念，如果当时那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坚持到底，最后说不定会促使朝廷作出让步。当然这种假设只是后人想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