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到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即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他们以独特的贡献丰富了商鞅的“法学”思想，为韩非子完成君主集权理论的完整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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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笔者主要想和大家探讨申不害的“权术”论。申不害，郑国京邑人，因亡国作为“贱臣”在韩国为官，受韩昭侯器重官至宰相。在申不害辅政的十五年间，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家实力逐渐强大。申不害以“术”著称于世，主张君主在运用“法”的手段加强专制的同时，善以“术”辅佐，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
那么，何为“权术”？权，变也，术，变也。权术在法家思想中，其实是指为了维持或达到某种状态而变通的手段。战国时期，诸侯国内大夫篡权屡见不鲜，申不害认为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敌国，而是来自大臣。君主专制不仅是能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敌入侵、兼并其他诸侯称霸天下的最佳政权形式，也是防止大臣弑君取国，保证政治安全的最佳组织形式。《申子·大体》中以车轮形容君臣关系，君为轴，臣为辐条，辐条以车轴为中心，臣子以君王为中心。为了实现这样的君臣关系，就需要君主运用“术”去治理官吏，所谓“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还要用“术”。
举个例子，韩昭侯曾秘派一名近侍到城外暗中巡视，待近侍回来便向他询问都看到了什么，近侍先是回答没有异样，在韩昭侯的反复追问下，近侍向他汇报了一件细微小事：南门外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韩昭侯听罢叮嘱近侍禁止对外泄漏，并于第二日的朝堂对大臣们说到：“目前正值禾苗生长之时，朝廷已颁布明令，禁止牛马等动物进入农田祸害禾苗，但官吏们却不当回事，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查看，把进入农田里祸害的牛马数量统计上报！”很快，城东、西、北都报了上来，唯独城南没有，韩昭侯又派官吏再去细查，果然在昨天近侍所说之地发现了牛吃草。经过此事，官吏们认为韩昭侯不出朝堂就能明察秋毫，此后凡事都恪守职责、尽心对待。这个例子便是韩昭侯驭臣之术的典型，通过利用信息不对称树立自己的威望，类似于特务政治，汉代的纸鬼使、明朝的东西厂，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申不害认为，在君尊臣卑的主次地位下，君主不必事事躬亲，故他吸收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以“无为”为君王南面之术。他强调，君主的职责是掌握驭臣之术，调动并监督大臣去作为。并且，大臣要恪守自己的职责，不能干涉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即“治不踰官，虽知弗言”。韩昭侯曾醉酒和衣睡在大殿中，典冠（职掌君王冠冕）怕韩昭侯着凉为其披了一件衣服，第二天韩昭侯醒来后便下令杀一人、重惩一人：以失职之罪重惩典衣（职掌君王御服），以越权之罪杀了典冠。因为在韩昭侯看来，越权之害甚于失职之害甚于着凉。
申不害与韩昭侯虽用“术”有余，但“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韩昭侯一死，韩国便很快陷入衰落。尽管如此，申不害的“重术”并“以术辅法”的思想为君主专制提供了依据，开创了在中国“权术”的先河。
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其认为“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晚期政治家与思想家，其著作《君主论》探讨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凝聚了其对欧洲政治的思考，其中最有名的策略是“狐狸狮子说”。他认为，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损害应该一次性干完，使人民少一点积怨，而恩惠要一点一点施与，使人民常怀感恩。虽然他对“狮子狐狸说”的策略直言不讳，但马基雅维利并不赞同为了维护权利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他在《君主论》第八章指出，“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称为有能力的，可以取得权力，但不能赢得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