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荆州战局暂告一段落，曹操和孙权二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东线。
之前孙权对合肥发动过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度让曹操兵力捉襟见肘，很是狼狈。若不是蒋济的妙策，或许合肥已经丢了。
这件事让曹操耿耿于怀，他早就想报一箭之仇，无奈天不遂人愿，当初周瑜预言马超和韩遂将是曹操的大患，果然一语中的。
结果曹操来不及在东线发动攻势，只好领兵去关中平乱了。等他腾出手来的时候，已经是建安十七年（212年）冬天了。
这段时间孙权可没闲着，他先后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迁都。
在孙策时代，东吴的都城在吴郡吴县。后来孙权继位之初仍然延续了下来。不过随着局势日趋稳定，江东的国策也重新回到对外扩张的路线上来。
吴县确实是当时江东最核心的地区，若以保国为大方针，在这里建都没有问题，但是若想对外扩张的话这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其主要原因就是调集军队不方便。
东吴有两大扩张方向，一是北面的淮南，二是西面的荆州，可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以水师为主力的部队都必须先进入长江水道才行。
在春秋时期，吴国开凿了中江，将震泽（太湖）和长江连通起来。不过六七百年过去了，这条人工河道已经淤塞不堪。
因此如果将都城设在吴县，出征的时候会非常困难，除非孙权可以放心地将精锐水师放置在外面。
既然如此，就只有迁都一个选择了，孙权的目标是长江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京口位于丹徒县，交通十分便利，当初刘繇被孙策击败后，也是从这里出逃到豫章的。将都城设在京口，更有利于对外扩张。
然而，京口仍然不是最佳选择，张纮提出西面的秣陵（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才是最佳建都地点。
秣陵原名金陵，当年秦始皇东巡时听说此地有王气，他深感忌惮，于是便命人掘断山冈，破坏风水，并将其改名为秣陵。
几百年来，这种说法一直深入人心，周瑜劝说鲁肃投效江东时，也说“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
抛开风水角度，单从地理来看，秣陵也比京口更有优势，这里距离长江沿岸两大重要据点牛渚矶和濡须口更近，确实是绝佳的选择。
后来刘备出访江东时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因此孙权终于下定决心建都秣陵，并将其改名为建业，取建功立业之意。
从此南京开始了它的辉煌，一直到今天。
孙权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修建濡须坞。
我们之前曾多次提到，孙曹双方在东线是围绕着江淮水道进行交锋的，目前这条水道中间最重要的据点合肥被曹操占据，因此局势对孙权极为不利。
作为江淮水道南端最后一道防线，濡须口是江东的命脉之所在，此地一旦有失，曹军便可截断长江，届时长江中游的所有据点都会和江东失去联系。
为了不至过于被动，东吴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决不能将力量收缩至长江南岸，那样便是将天险的半数拱手让人。因此一定要在江北设置防御。
从建安十四年（209年）开始，曹操就不断在合肥一线积蓄反击的力量，这引起了东吴方面的警惕，而对此最为重视就是吕蒙。
为了将来的大战做准备，吕蒙首次提出在濡须水上修建一座要塞，即大名鼎鼎的濡须坞。
不过吕蒙阐述了自己的方案后，却没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诸将都说：“我们江东以水师称雄，想杀敌就登岸，想撤退洗洗脚就上船了，还修什么要塞？”
吕蒙反驳说：“作战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不可能百战百胜，如果上岸后与敌人突然遭遇，被精锐步骑兵纠缠住，到时候根本没机会靠近水边，别说登船了。”
这一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当初广陵之战的痛苦回忆再次涌上他的心头，彼时孙权同样拥有强大的船队，结果又如何呢？他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吕蒙说得对。
不过修筑濡须坞的计划虽然被敲定了，但濡须坞具体的地点却有不同的说法。
按照胡三省给资治通鉴的注释，濡须坞在巢县（今巢湖市）东南四十里，正好位于濡须口附近。孙权夹着濡须水修筑了这座要塞。
濡须坞在今巢县东南四十里。（资治通鉴胡注）
而《读史方舆纪要》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濡须坞就在巢县旁边。
与巢县接界，即濡须坞也。有东西二关。其地峻险，亦曰东关口，亦曰东兴堤，为吴魏相持之所。（读史方舆纪要）
濡须水出巢湖，向东南方向流淌，它流经一处山谷，西面的山叫七宝山，东面的山叫濡须山，濡须坞便是修建在两山之间，后来著名的东兴大堤也是这个地方。
此外，在七宝山上筑有西关，濡须山上筑有东关。也就是说，濡须坞并不是单纯一座军事堡垒，而是一整套的防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