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随拍
转眼间，四月已经过半，这本哈佛中国史第一卷则是我在这个月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在4月6日的日记如此写道：
下午无所事事，其间看了多本书，但胡适的长编所述繁杂，张广达的文集所论渊博，虽在其中费了很多时间，看了却似没看。……从橱柜里拿出两本哈佛中国史，准备开启一个新的体验。
事实上，不仅是当天，自上月底将胡适的《大纲》读完，我便在这两本由图书馆借来的书当中打转，结果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花费了多天，最终“看了却似没看”。鉴于此，我才按既定计划，开启对哈佛中国史的阅读，即便如此，时至今日距开读还是过去了十天。
之前在网上看到曾有人说，若将剑桥视作是给研究生读的话，那么后面由哈佛和讲谈社召集人手编写的中国史，分别便是给本科生以及高中生阅读的。按照这一假定，我既在去年读完了讲谈社现有的前6卷，那么今年我计划读几部系列，这套哈佛中国史便自然提上日程。
书前有葛兆光将感想撰写成为的推荐序。其中先是指出，西方汉学界除剑桥以及由伊佩霞单独撰写的“插图中国史”，几乎找不出上下贯通的一套中国通史。又说他之前对上世纪的大陆现代史学概括出四个特点，分别是：时间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和问题复杂。随即将其对应到这套书，指出这套书叙述的开端既选定为秦汉，那么这种“截断众流”的方式便很聪明地避开了关于先秦时期的种种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时，除去“最早的中国”之争议，这种叙述的开端似乎也表明了在作者看来秦汉是帝制中国的起点，而帝制的形成又给后世中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不过，关于第二点，通过对本卷实际的阅读，我倒没感觉和之前看过的几部中国通史有什么不同。就范围上，本书《外部世界》一章，也只是以时为序，叙述了与秦、两汉先后打过交道的匈奴、羌等民族之历史，还有西域的通绝。由视角上，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一提。
这便要说到葛兆光对上世纪史学概括的后两个特点了。包伟民曾在《大宋开国》的代序中指出，治史过程无非就是由两大步骤构成：史实还原与现象解释。因此，在“史料增多”上，较之我们，汉学家虽处于劣势，但对史料的解释也很是关键，他们便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努力。
仍以上面提到的一章为例，其中先是提出为什么伴秦帝国建立，匈奴便随之而起，随即指出他们并不全是以游牧为生，其中心地带似乎也有游牧区域，生产力集中或正是其崛起的原因之一。而之所以抢掠中原，无疑是获取需要的资源之手段，另方面，因此也给秦汉尤其是汉代在对此的观念上造成了影响：政治上西汉早期趋于平等，甚至在文帝时期匈奴还力争在称呼上、简牍尺寸上压过汉代皇帝一头，观念上却加重双方的隔阂。就汉代方面而言，不论从政论，还是从史著当中都能看到对其不同程度的消极涂抹。问题是，游牧民族在某些地方也不是一无是处，自《史记》为中行说加了一些自己所说，从此便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史家往往借他人之口，与当下所处环境中一些不好的地方形成对比，予以批评。
至于“问题复杂”，具体到一部历史著作，如何探索问题的复杂性我想与它体例的取舍是密不可分的。大体上，正如葛兆光在序的开头所说，西方汉学比较热衷于问题研究，故而产生的大多是论著，统揽全局的通史著作就少。而他在看过自民国以来有代表性的几部中国通史，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范文澜的，便对其在体例上的共同特点做了概括，即“一条主线，若干支流”。也就是说，以政治史为主线，串联起如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科技军事、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关系等各种专史。这在我看过的通史著作中同样是如此，所以深有同感。
一般说来，若以政治史为主线来展开对历史的叙述，自然是通史的范式，也必然偏于平实，对问题的探索便少了些，这也是通史和论著的关键区别。而哈佛中国史、至少从本卷来说，其体例则与这种范式大不相同。当中以问题讨论的方式，将内容分为十章。从各个侧面来切入，最终呈现了丰富而多彩的秦汉历史。
复兴的东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汉极少有共同之处。（p25）
据钱穆《秦汉史》所说，西汉开国以萧何曹参为代表的布衣卿相，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革，相对于周代，西汉初年则开创了第一个平民社会。即便是当年跟随刘邦的异姓王，后来也被其一一铲除，而景帝时期随着官二代亦逐渐离世，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便更加得以加强了。东汉则直接靠豪强大族的的帮助而建立的，其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权力与地位，这是西汉、东汉的第一点不同。此外作者还指出，权力由外廷转移到内廷，在西汉武帝时期被制度化，到了东汉，这种现象因后面八位皇帝的年龄被放大，加之因需要在地方建立了行政与军事集于一身的州牧，遂在皇帝与百姓之间造成了种种阻隔，本节之题故曰“与世隔绝的东汉”。
据作者所说，在秦始皇之前，商鞅给秦国以行之有效的法律，随着范雎的到来，又使魏冉下台，将权力更加集中于秦国国君的手里，同时提出“远交近攻”这一务实的对外战略，如此才有了史无前例的秦帝国、以及那位至高无上的秦始皇。但按照商鞅的思想，若要民众安定，必须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没了外敌，便以自耗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事实上，秦始皇之所以要大兴土木，在作者看来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作者思想的影响。结果也很明显，秦帝国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最终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五年。至于原因，贾谊《过秦论》说：
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
又说：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之所以如此，贾谊看来，关键者在变。故而本书的第三章题为《矛盾重重的帝国》，其中不仅讲了这一点，还指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虽然较之他最重要的对手项羽处于劣势，但最终却将这种劣势变为优势，最终定都关中，拥有了统揽全局的能力。此外汉代统治者继承了秦代的制度，只对秦始皇本人进行丑化。
从正文中，几乎得不出秦汉统治者的世袭，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但在第四章，作者却对汉惠帝对城市方面的建设特地做出了介绍，并且指出惠帝后面，就城市上，做出较大建设的便是武帝了，再之后则乏善可陈。
事实上，据《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所说，自西汉武帝后，随着儒学兴盛，帝国上下流行的功利主义便逐渐回归传统，进而衍生了一股节俭之风。如不仅自此减少了各种建设，就连武帝设立的“乐府”也在哀帝时被取消。
此外本章对秦汉统治者喜欢兴筑高台的原因给出了解释，大抵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五章为《农村社会》，印象不深；下章《外部世界》，前有提及，故而不论；第七章《宗族》论女性的地位等方面，使我颇有所得。大体上，当时对女性有着众多限制，尤其是男性续弦方面，有时女性为了上位，还会迫害其前妻生的孩子。读文至此，真的令我感慨。其实在那个年代，她们也是为形势使然罢了。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宗族关系的完整，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贞妇的歌颂。不过，还是有很多女性成功地突破了这一束缚，这一点看两汉的外戚势力便可见。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也知道，时人看来在死后的世界中男女是相对平等的。此外对其时关于儿童生活状况与相应观念的介绍，同样很是有趣。例如，指出6岁前若死亡，时人视作夭折，而之后至某一阶段，则会视作早亡；还有政府对各个年龄段孩子承担劳役的轻重，以及爵位于此的关系。《宗教》一章介绍“对死者的祭奠”极为有趣，尤其是当中指出：
现在还不能确定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会视死者为一种威胁。（p197）
还有，稍后对东汉末年的太平教与五斗米教在思想上进行了区别，指出前者既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后者则是支持汉代进行改革的。至于本书的最后两章，则是分别介绍其时文学与法律的。
胡适在《大纲》中早已指出，战国中后期逐渐出现思想混溶的趋势，这一点以《庄子·天下》以及《荀子·天论》的内容便可见，后来的冯友兰也大体按照这一说法来进行《简史》的撰写。而本书的相关部分又指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编撰方式与思想内容也可代表这一趋势。
在第九章中，作者还留意到了思想著作中的“道”，如《论语·里仁》篇记夫子之言：“吾道一以贯之”，《老子》则开头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体上，“道”便是古代哲学家极为看重的东西，而本书作者则就这种道的不同率先进行讨论。第二节“经与传”，指出前者的思想的普遍原则，后者则代表传承。文学中既包括经学，还包括史学著作一并叙述。作者指出，《史记》每篇的最后有“太史公曰”，这便表明其中司马迁是将自己放到圣人的位置上了，又说“本纪”部分便相当于“经”，之后的内容、尤其是列传的部分便相当于“传”，犹如《左传》之于《春秋》的关系。此外诗与赋，作者在介绍中似乎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了。按照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辞赋的一种简易的区分：前者是诗歌，后者则是押韵的散文。
法律一章中，适用了包山楚简、云梦秦简及放马滩秦简这一类地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客观而全面地对其时法律与语言、刑罚、劳役等关系做出了叙述。对由于武帝喜欢经典，著名酷吏张汤便请了很多学者作顾问，以《春秋》来决狱的故事，很是记忆犹新。此外正文十章之后，还有后记，无非只是将东汉的灭亡及原因大致进行梳理。
最后，就本书内容本身再提两点商榷。
一是在相关部分说子婴在公元前207年即位便自降为秦王，以求保留秦国原有的土地，一年后，刘邦项羽相继进入咸阳，秦帝国宣告灭亡。在这里，有叙述上的不妥。实际上，从子婴即位到秦代灭亡，当中并没有一年，只是跨了年头，子婴共在位一个半月，准确来说，是46天。
二是在讲到西汉开国所创建的一系列制度时，还提到了帝斩白蛇。但实际上，关于两汉的五德终始，根本就是一摊糊涂账。例如，按照《史记》刘邦当为赤帝子的故事，他其实是继承了周代的火德，到了汉武帝时，则将汉代的德性改为土，意即克秦代的水德，结果如上所述，东汉末年张角又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至于何以如此姑且不论，不过据顾颉刚以及《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所说，《史记》中包括高祖斩蛇这一类奇异故事的记载，大概率都是由后人添加进去的。
本书以类相分，以时为序，呈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秦汉史。同时，也有待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