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加上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经济被破坏瓦解，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是将屡遭重创的清政府推上了衰亡之路。
连年战祸，受害最深的还是平民百姓。同为农家子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都出生于充满民族危机、经济危机的晚清时代。孙中山6岁，就跟着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捞猪饲料，有时还跟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岁才有鞋子穿。［1］吴稚晖6岁丧母，吴家贫寒，无以为殓，借得邻居钱氏铜钱20千，始能买棺，棺中石灰不足，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将吴稚晖和4岁的大妹美宜带回无锡江尖家中扶养。
吴稚晖忆起少时生活：
“十五六岁，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贫困和苦难，使他们从小就拥有改变命运的迫切性，于是发奋苦读，祈望“学而优则仕”，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1871年，孙中山在兄长孙眉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茂宜岛盘罗河学校，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后考入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香港雅丽医校（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吴稚晖则饱读经书，考中秀才、举人，并以教书为生，生活也逐渐得以改善。
但他们都不是安于小家的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富民强国大志的爱国者，都曾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明智。
1894年2月，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成可奋起”的希望，在8000余字的《国事陈情书》中，阐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治国之大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并与好友陆皓东同赴天津，通过同乡郑观应的介绍，由盛宣怀出面推荐给李鸿章，却遭到了漠视。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愤慨。忧国忧民的吴稚晖，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正月，吴稚晖在北京彰仪门外，拦住了左都御史瞿鸿禨坐的轿子，递上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3000字折子，瞿鸿禨则敷衍了事。
孙中山和吴稚晖都意识到，清政府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还讳疾忌医。改变国运，唯有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
吴稚晖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提高国民素质，以振兴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