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加上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经济被破坏瓦解,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是将屡遭重创的清政府推上了衰亡之路。
连年战祸,受害最深的还是平民百姓。同为农家子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都出生于充满民族危机、经济危机的晚清时代。孙中山6岁,就跟着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捞猪饲料,有时还跟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岁才有鞋子穿。[1]吴稚晖6岁丧母,吴家贫寒,无以为殓,借得邻居钱氏铜钱20千,始能买棺,棺中石灰不足,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将吴稚晖和4岁的大妹美宜带回无锡江尖家中扶养。
吴稚晖忆起少时生活:
“十五六岁,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贫困和苦难,使他们从小就拥有改变命运的迫切性,于是发奋苦读,祈望“学而优则仕”,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1871年,孙中山在兄长孙眉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茂宜岛盘罗河学校,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后考入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香港雅丽医校(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吴稚晖则饱读经书,考中秀才、举人,并以教书为生,生活也逐渐得以改善。
但他们都不是安于小家的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富民强国大志的爱国者,都曾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明智。
1894年2月,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成可奋起”的希望,在8000余字的《国事陈情书》中,阐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治国之大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并与好友陆皓东同赴天津,通过同乡郑观应的介绍,由盛宣怀出面推荐给李鸿章,却遭到了漠视。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愤慨。忧国忧民的吴稚晖,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正月,吴稚晖在北京彰仪门外,拦住了左都御史瞿鸿禨坐的轿子,递上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3000字折子,瞿鸿禨则敷衍了事。
孙中山和吴稚晖都意识到,清政府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还讳疾忌医。改变国运,唯有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
吴稚晖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提高国民素质,以振兴中华。